中国正在与本世纪最严重的病毒疫情作斗争，这对中国能源需求和排放的影响方才显露头角。
在一系列指标中，电力需求和工业产出远远低于其通常水平，不少指标的双周平均值处于近年最低水平。这包括：
- 发电厂上报的每日煤炭使用量为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 山东省炼油厂的开工率处于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 主要钢铁产品线的产量为五年来的最低水平；
- 全国二氧化氮（NO2）空气污染水平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6％；
- 与上个月相比，国内航班锐减70％。
总体而言，抑制冠状病毒蔓延的措施已导致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下降了15％至40％。过去两周里，工业减产可能消减了该国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而农历新年假期后的这段时间往往是工厂陆续恢复生产的日子。 （请参见文末的“研究方法”）
2019年同期，中国排放了约400兆吨（即四亿吨）二氧化碳，这意味着，迄今为止，该病毒可能已经削减了100兆吨（即一亿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影响是否会维持下去，还是将会被政府的危机响应所抵消，甚至逆转。
国际能源机构（IEA）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初步分析表明，受疫情影响，今年1月至9月的全球石油需求或减少0.5％。
然而，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破坏而即将采取的刺激措施（正如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国内经济低迷期之后所为），可能会超过这些对能源和排放的短期影响。
国家停滞
每年冬季的农历新年期间，中国都会停摆一周：商店关门歇业、建筑工地停止施工、工业部门大多暂停生产。该假期对能源需求、工业产出和排放都有着显著的短期影响。
如下表中的蓝色线条所示，在农历除夕（在X轴上标记为0）前后的十天内，燃煤发电量通常会下降50％左右。
今年的数值则用红色标记。到目前为止，能源使用量已经在往年的基础上又延长了十天，并且没有反弹的迹象。 其原因是，为了给政府争取更多时间控制疫情，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被延长了。即使在2月10日正式复工后，能源需求仍处于低迷状态。
在农历新年前后，六家发电公司每天上报的每日煤炭消耗量为一万吨。 X轴显示的是农历除夕前后的日期（包含1月下半月和2月）。 资料来源：基于万德信息（WIND Information）的数据所作的分析。 该图表由碳简报使用Highcharts制成。从今年2月3日开始的两周时间里，发电厂上报的每日煤炭使用量降至四年来的最低水平。并且，从最新数据（2月16日星期日）来看，并无回升迹象。
如下图展示的14日平均值所示，该短期效应在其他一系列工业指标中同样显著。左上方的图表展示了主要煤炭港口秦皇岛的煤炭吞吐量，该数字在截至2月16日的两周内跌至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样，在该国重要的炼油中心山东省，炼油厂的开工率跌至2015年秋季以来的最低水平（如左下图所示）。这表明石油需求前景正在急剧下降。
中国工业产能的运转率（百分比）。钢铁产品（条钢和螺纹钢）的开工率表明，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年复一年的影响。资料来源：基于万德信息（WIND Information）的数据所作的分析。 该图表由碳简报使用Highcharts制成。令人惊讶的是，自正式“复工日”2月10日起的一周内，包括燃煤电厂、高炉、炼焦、钢铁产品和炼油厂在内的所有工业产能利用率指标，均进一步恶化。
两者合计，与2019年农历新年假期后的两周相比，煤炭和原油使用量的减少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减少了25％或更多。这相当于约100兆吨（即一亿吨）二氧化碳，或同期全球排放量的6％。
初级钢铁生产是普遍低迷的经济环境下的一个例外，其生产活动贯穿了农历新年和延长的假期。相反，更能反映需求状况的主要钢铁产品的产量下降了四分之一，跌至近五年来的最低14日平均水平。鉴于持有库存的能力有限且需求前景暗淡，除非需求得以快速反弹，否则不少高炉将不得不关闭。
卫星测量的二氧化氮（NO2）的水平的变化进一步确认了化石燃料使用量的减少（这是一种与化石燃料燃烧密切相关的大气污染物）。如下图右测的色阶条所示，在2020年农历新年假期后的一周里，中国的平均二氧化氮水平要比2019年同期低36％。
需求侧影响
尽管当前危机带来的短期影响很大，但就减少能源需求和减少工业排放而言，工厂停工的长期直接影响要小得多。
除了每年的农历新年假期，工厂关停一周以上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常见。
此外，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在两周内减少25％，其对应的年度数字只减少了1％左右。在所有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业，中国都持有着大量过剩产能。这意味着，一旦有需求，无论是产量还是排放量，都可以在停工后迅速赶超。
只有需求减量才能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产生可持续的影响。初步指标表明，停工对需求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二月份的预期汽车销量可能在去年的惨淡基础上进一步降低30％。
如果消费者减少需求（例如，因席卷经济部门的危机而未被支付工资），那么，即便产能条件允许，工业产出和化石燃料用量也可能无法恢复。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空空荡荡的城市和手机工厂的图像足以作为该影响的证据，但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中国的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能源密集型产业和货运上，住宅和商业用电及私家车的影响相对较小。
北京于上周经历的本年度第二起重度雾霾污染事件即是例证。这不禁令人疑惑：大量汽车未上路，大多工厂未开工，污染究竟来自何处？如上所述，在延长的假期期间，炼铁高炉一直在运转，大多数燃煤电厂则最多关闭了几个锅炉。
相反，消费侧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冠状病毒爆发对建筑业的影响。在强制性家庭隔离等措施的影响下，该部门所依赖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在数天或数周内行动受限。因此，复工并非易事。
决定影响大小的关键因素是回归常态速度。
目前，北京正敦促地方政府将重点放在复苏经济上。据报道，习近平主席本人曾表示，在疫情“震中”湖北省之外的冠状病毒响应措施已经走得太远。他还就经济损失发出警告，告诫慎重采取更多的限制性措施。
不过，地方政府仍继续维持甚至加强对人口流动的管控，并鼓励企业保持关闭状态。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停滞数日或数周，他们更担心因新的疫情爆发而被追责。
抗击病毒的措施除了使建筑工地陷入瘫痪，人口流动受限还必然会影响数周甚至数月内的公寓销售业绩。收入水平的降低也会促使建筑商放慢脚步、避免启动新项目。如果财务困境导致经营中断，那么影响则会更为深远持久。
随着企业、地方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家庭债台高筑，爆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动荡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由延长停工期带来的现金流短缺，很可能致使部分债务无法偿还（中国领先的金融媒体财新称之为小企业的“生存威胁”）。加上企业采用通过超短期债务来筹集长期支出的普遍做法，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中国和其他国家为抑制病毒流行而采取的措施还对航空量产生了巨大影响。
行业数据提供商OAG的报告称，与1月20日开始的一周相比，过去两周内，中国大陆离境航线的运力下降了50-90％，境内航班的运力也下降了60-70％。根据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ICCT）的估算（pdf），这些航班占2018年客运航空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7％。这意味着，过去两周内暂停或取消的航班已经使全球客运航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11％（即3兆吨 ）。（该计算考虑了抵达中国的航班，它们与中国离境航班排放等量的二氧化碳，其排放亦等量减少。）
政府响应
北京的领导班子似乎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财务风险。北京方面一直呼吁银行发放贷款、地方政府为企业削减租金和其他成本、股票经纪人持有或购入股票以防止股价下跌。
在为避免金融震荡而采取的立竿见影的干预措施之外，一项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正在成型。
其背景是，2020年本应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典范之年，也是十年前设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显著降低年度GDP增长率在此脚本里难有一席之地。
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公式是，将私人消费和净出口的预期增长量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中去除，剩余的则是达到目标所需的债务驱动的投资支出。
考虑到炼钢、水泥、有色金属、玻璃和其他基本建筑材料的能源消耗，投资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迄今为止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如果中央政府有意弥补消费和出口的惨淡前景，则很可能导致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现有迹象表明，这一情况可能发生。中共政治局近期呼吁采取“积极的”刺激措施，包括加快大型建筑项目的建设速度、增加银行贷款和政府支出。
回归以债务驱动的支出刺激手段将与该政府消费再平衡的目标背道而驰，放宽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则将给协调不同的目标提供更多的空间。但习近平已表示，该国应坚持“眼下的”目标。
2020年的GDP增长目标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上正式敲定。该会议通常于3月初举行，但因病毒爆发，似乎要推迟举办了。
另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是，关于刺激计划的初步声明并未明确应当针对哪个部门或哪种支出类型。将投资对准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应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将在由国家驱动的支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与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雄心的需求之间求得平衡。
因对非化石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投资于2019年放缓，清洁能源行业目前的实际运营量远低于产能。
基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所作的分析显示，在2019年前11个月里，新装风电装机容量下降了4％、太阳能下降了53％、水电下降了53％、核电下降了31％，而新增火电装机容量增长了13％。在2019年上半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电动汽车销量在7月至11月间同比下降了32％。
研究方法
采用2019年2月按部门和燃料划分的化石燃料消耗数据估算出二氧化碳减排量。使用部门活动指标估算年同比变化，包括发电厂、焦化厂、高炉的每日报告煤炭消耗量，钢铁厂开工率，以及炼油厂的开工率。假定民用燃料不受影响。估算结果与基于卫星的二氧化氮（NO2）水平一致，这表明排放量有可能进一步减少。